伯好郎（Peter Saeki）和阿克· 穆爾（Arthur Moule）提出的「阿羅本文本」與「景淨文本」二分法,預設現存唐代漢語景教文獻的作者與受眾都是文化背景一致,神學觀點彼此沿襲的基督徒群體。《尊經》所載的阿羅本入華事蹟跡說明他可能並未參與景教文獻的漢譯, 阿羅本可能是薩珊波斯派出的外交使者,其真實身分在經過《景教碑》的改寫後已演變為傳教者。《一神論》和《序聽迷詩所經》面向的受眾可能是熟悉粟特語（Sogdian）的群體,其創作者應並非進入唐代長安的阿羅本。結合七至八世紀的入華基督徒由粟特人、薩珊波斯人（Persians）和吐火羅人（Tocharians/Bactrians）等多元族群構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序聽迷詩所經》和《一神論》中的神學觀點與其他漢語景教文獻相比更為多元化,說明漢語景教文獻的作者和受眾並非同一的族群與文化背景。

歷代文人既可「以詩會友」,又可「以詩載道」。詩在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士大夫生活中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希望融入中國,適應中國文化,創作了大量的中文作品,其中亦有詩。首位正式獲准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用中文寫作五十餘首格律詩,這些飽含天主教因素的「天學詩」既記錄了傳教士和晚明文人交往,也展現了天主教本地化的特色。